2008年5月初，一场从印度洋生成的热带风暴，由西向东，以近200公里的时速横扫缅甸，造成重大自然灾害。事后由于缅甸军政府拒绝国际援助，自身能力又有限，导致救灾不力，不免在国际社会又引发一次有关人权的讨论。2009年8月初太平洋热带风暴台风莫拉克从东南向西北横扫中国台湾省，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为多年罕见。两岸血浓于水，大陆伸出援手，在外部救援和台湾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力争早日完成灾后重建。

近几年中国东南沿海受到台风侵袭时，经常有现场画面的报道。一线记者们身披雨衣，手拿麦克风，有时靠绳索固定身体，在狂风暴雨中描述亲身感受。这类报道让中国内地观众了解了台风的威力，年轻的记者也经受了锻炼。电视画面中，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横尸街头，难得一见的树根似乎还在抽搐。另外有的树被拦腰折断，仿佛人体骨折，看着白晃晃的断口，能够想象出断裂时被风声淹没的“咔嚓”一声。台风过后，一片狼藉，不仅造成财产损失，还有人员伤亡。看来要想人定胜天，只能走曲线道路，千万不能硬碰硬。

在农业文明时代，热带风暴是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沿岸整体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人类的基本生活不外乎衣食住行，而该地区除了穿衣一项，因气候和暖具有优势外，其他三项的稳定保障程度都很差。人们辛辛苦苦几年甚至几代，一场无法躲避的风暴袭来，过后可以回到石器时代。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则西绪福斯推石头的故事，每次费力将石头推至山顶，又自然滚落地面，重新再推，周而复始，原地踏步。故事用来比喻受热带风暴影响较大的地区非常合适，造成很多事项难以积累，其中也影响航海技术的发展。

因大陆和海洋温度差异造成气压变化，在夏冬两季都能产生定向、准时的气流，称为季风，中国古代也称为信风。热带风暴台风是夏季季风中狂暴的特殊形式，造成缅甸和中国台湾灾难的就是夏季季风。冬季季风从大陆吹向海洋，破坏力没有台风大，但是对航海的安全性还是有影响。古人对于强烈的季风是既恨又爱，因为造成风灾的同时，它还是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沿岸船只往来的主要动力。东方掌握季风规律，形成适应季风的航海技术花了很长时间，而地中海地区没有这种情况，所以造成东方航海技术的成熟比西方要晚很多年。公元前后，西印度洋沿岸的人们出于航海贸易的需要，首先掌握了季风规律，之后缓慢东传。但是太平洋西岸的情况更为恶劣，要想远洋航海，绝非朝夕之功。

中国先民从事海洋捕捞的历史很久远，只在沿海附近。远途商贸航海依靠人力划桨无法完成，要靠风帆，为了安全起见，主要还是沿海岸线前进，总之不能轻易摆脱对陆地的依赖。中国渤海远离热带风暴，可与朝鲜半岛往来，是中国最早从事跨海航行的地区。不过因为也有陆地之便，所以海洋交通优势不显。渤海之下的黄海、东海，海面变宽，跨海难度加大，有关的早期记载不多。秦朝方士徐福受秦始皇之命，渡海寻找仙药，不知所踪，即使按传说到达日本，也是有去无回。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卫温到达台湾，曾停留近一年，有去有回，非常难得，但因无功而返，入狱被杀，没有继续。南海地区开发较晚，早期缺少中国人出海远洋的事迹。隋唐以前，中国的海上对外交往很少，有些零星的商贸往来，航海技术水平也比较低。因为人们除了捕鱼，实在找不到更多利用海洋的重要理由。广袤的陆地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而遥远的海上除了传说中的神仙，似乎并无他物。

唐朝时期国力强盛，沿海地区得到开发，同时周边地区，如日本也有所发展，造成海上往来增多，中国的造船业开始从江河向海洋过渡。江船与海船因使用环境变化，制造技术有重要差别。另外航海知识的积累，航海人员的培养，相关配套行业的形成，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中国人再聪明、再努力，航海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所以当时的航海技术只能算是起步。

鉴真法师（688-763）是中日两国传统友谊的标志性人物，生活于唐朝开元盛世，受遣唐使邀请，去日本弘扬佛法，六次东渡，最终成功。六次其实是虚数，第一、三、四次由于其他原因，还没下海，计划就被终止。第二次是从扬州出发，未出长江口，遇风浪船坏，修好后出海，又遇风浪，船飘至舟山群岛受困，后被民众救回，东渡失败。第五次最为惊险，也最感人。出发后在东海遇强大北风，船被吹向西南，而日本在东北。十几天后在海南三亚登岸，鉴真辗转海南岛、广西、广州、江西、安徽，历时两年，返回江苏扬州，一路弘法，途中双目失明，跟随人员多有死伤，但是名声大震。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754年冬，鉴真搭乘日本遣唐使船队第六次东渡，过琉球，最终仅剩一船抵达日本九州。同行不同船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曾在唐朝为官）被风吹至越南靠岸，比鉴真上一次还远，两年后才回到长安。因误传他已死，好友李白还曾作诗悼念。

鉴真东渡成功，赶上了历史的末班车，因为第二年安史之乱爆发，中日交往暂时中断，再无机会，当然因此他也再无机会回国。鉴真在日本传法九年，圆寂于奈良唐招提寺。阿倍仲麻吕则因战乱不能回日本，最终客死长安，一生所学，尽付东流。两人的经历皆为后世佳话，但渡海之难，可见一斑，也能反映出当时东亚的航海水平。而比鉴真早一百多年的玄奘法师，一人独行去印度取经，穿沙漠，越高山，也是历尽艰辛，终于求得真经，返回长安，还留下一部珍贵史料《大唐西域记》。玄奘与鉴真相比，不好说是低投入高回报，但至少成功率是百分之百。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还是个态度问题，而陆行千里易，可以没有技术支持，因为人有双脚，但海航一寸艰，则必须借助技术手段，因为人不是鱼。

自宋朝起，海洋贸易增幅迅速，中国航海技术进一步提高。对于宋元明三朝中国的航海技术到底居于何种水平，各种论述之间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非常令人困惑。有观点把这一时期的中国笼统称为海上强国，而所谓海上强国，不外乎军事和商贸两项，在西方二者必为一体，在中国则需要分别描述。

南宋经营南方多年，利用海上贸易，获利颇丰。元兵南下，宋军节节败退。1276年元军包围临安，小皇帝赵显投降。1278年宋臣张世杰、陆秀夫带着又一个小皇帝赵昺退至广东新会，做最后抵抗。次年，元兵进攻，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背着赵昺跳海而死，张世杰的船队遇海风沉没，南宋灭亡。因闻元兵凶残，跟着跳海的兵民很多，史载几天之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南宋败亡的几年中，从临安到新会，众人或陆或海，沿着海岸线逃跑，不做亡国奴就蹈海赴死，却没有记载有一船借海路逃亡至东南亚。南宋海军的战斗力纵然不济，但是众人好像都缺乏最基本的驾船远逃技能。令人不禁疑惑，做了大宋的忠臣义民，到底是程朱理学深入骨髓，还是面对大海无计可施？东南亚就在南方，指南针却在哪里呢？南海就在眼前，南宋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又在哪里呢？

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派兵渡海远征日本。1274年元军联合高丽军队，从朝鲜渡海登陆，与日本作战。主要因为补给跟不上，再加上遭遇台风而败回。1281年元军分南北两路，合高丽军队、南宋降军，共十几万人，战船四千余艘，登陆九州，激战月余，不能攻克日本人的城墙。此时太平洋台风又起，连续四天风暴，元军舰船大部分被毁，结果惨败，只有少数人逃回。两次元军攻日，台风均发挥作用，日本人认为是天皇的神灵护佑，因此将其尊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突击队”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两次战役并非严格意义的海战，而是典型的登陆作战，难度极大，非常考验航海技术。此外元朝还曾远征爪哇，也以失败告终。元朝的海外扩张未能延续，原因众多，但至少表明海战能力有限，与陆战相差甚远。

明朝中期，倭寇作乱。倭寇主要由少量日本浪人和大批中国沿海居民组成，走私犯禁、烧杀抢掠，早期一般获利后乘船离开，猖狂时在陆地建有据点。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8）率领军队，全力清剿，成绩斐然。戚继光剿灭倭寇是依靠陆战，除了军力占优，也采取群防群治、严防死守、坚壁清野等战术，让倭寇不能获得资源，困顿消退。而在海上捕捉战机，或主动攻占倭寇的海上据点，甚至进攻祸源地日本列岛，这种最直接的攻击方式明军并不掌握。所以一旦放松军事压力，倭寇又能迅速死灰复燃。

以上三例都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水平。其实在西方航海技术东传之前，中国可能没有打过一场真正意义的海战，宋金元及明前期的所谓海战，最多只能算是水战的近海版，惯于把江船当海船使用，遇到海上风浪，便溃不成军。而中国的海军不过是船载陆军，船只的主要功能是运兵运货，不是战斗。例如南宋乘船撤退，元朝远征日本、爪哇，明朝戚继光用船调运军队。没有海战，海军的成色肯定不够光鲜，更谈不上借助海军、通过海洋开疆拓土。与海战难觅相反，中国在内陆河湖发生过很多水战，尤其在长江流域。如果以此来认定“中国长期保持在淡水水域的军事强国地位”估计没错，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放眼全球，没有另一个地区在内河水域总打水战，因为没有类似长江连带洞庭湖、鄱阳湖的地理条件。

不只是中国，顺着西太平洋沿岸一直到印度洋沿岸，同期都没有大规模的海战。按照常理，有商业利益之处，必有战争。但是该地区海域广阔，商路通畅，主要敌人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利益分配已经在陆地完成，长期未能形成争夺海权的军事格局。海盗水平也很低，商船配备些基本防御即可，所以没有海战的必要，也就没有战船技术发展的需求，这与火炮技术在中国停滞发展是同样的道理。

综合来看，宋元明三朝，中国作为地区海上军事强国的范围一般不出南海，而且时断时续。更重要的是，因为整个地区缺少争夺海权利益的需求，缺少真正的海上强敌，导致所谓的海上强国含金量极低。

（作者：丁不二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