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船上抢救出表格、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不久就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须的各种工作，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口中“地道的英国人”，是指陷身荒岛的鲁滨逊身上那些训练有素的资本主义经营者习惯——虽然鲁滨逊在28年时间里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他在记录自己的收益和损失时，按左右两栏分列，这种记录方式带有浓厚的借贷记账法的印记。

鲁滨逊身上的这一习惯意识，使他不同于任何农业社会的农民，随时可以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经营者：“通过这种实验法，我成为了我产业的主人。”

数学家的伟大发明

欧洲现存最早使用复式记账法的记录，可追溯到1300年前后两家佛罗伦萨商户 Rinieri Fini & Brothers和 Giovanni Farolfi & Co.。一百年后，它被威尼斯银行界广泛采用，这也是威尼斯成为当时欧洲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1494年方济会教士伯乔尼(Luca Pacioli）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出版，被规范后的复式记账法开始逐渐被欧洲各商业组织接受。

伯乔尼是达芬奇的好友兼数学老师，两人曾长年共处一室。在那期间，达芬奇被控告搞同性恋，所以有人认为他的同性伴侣是伯乔尼。

伯乔尼对历史的影响却绝不逊于达芬奇，归纳总结了复式记账法就是他的功绩之一。伯乔尼系统阐述了复式记账法的会计恒等式、财产清算方法、帐目登记方法及试算平衡方法。借贷记账法即因为他所提出的“借”、“贷”符号而得名，也成为复式记账法的代称。

复式记账方式与此前各民族独立发展出的单式记账法相比，是一次重大飞跃。单式记账法，即一般家庭通常记录收支的方式，有收入则计收入、有支出则记支出。

而复式记账法是对任何一笔经济业务，都必须用相等金额分别在借方和贷方录入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关账户。

其恒等式为：

Asset（资产）=Liability（负债）+ Equity（权益）

等式的左边为Debit（借方），右边为Credit（贷方）。它可以近似地简化理解为，左边的资产是“欠”的（资产的占用），右边是“欠谁的”（资产的来源）。这里的“借”和“贷”，更大程度上是记账符号，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都不能直接用字面意思去理解。

最早发明复式记账法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是当时欧洲航海的贸易中心，航海贸易不但风险远高于同于传统工商业，其产权与经营也复杂得多。一艘货船出海，途中要经过数次货物倒手，单式记账法远不能胜任——有人认为，最早的复式记账法是与阿拉伯数字一同，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的。

在那个时代，借贷记账法相当于我们今天谈到的“大数据”工具。但其最大的价值，不仅是能清晰追踪资金来源与去向、反映资本回报率，更是其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式——这是“资本主义”一词最清晰简洁的表达。正是由于借贷记账法的逐渐推广，资本这个概念才开始被广泛接受。

资本主义记账法

与欧洲银行业关系极为密切的航海贸易业，最先捕捉到了借贷记账法巨大优势。其后，借贷记账法逐渐影响西方的工商业。当时欧洲各国最精密完善的记账法，都运用在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国家垄断企业上。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复式记账法：“资本主义实践将货币单位转换成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复式簿记是它高耸的纪念塔。”

马克斯·韦伯也谈到：“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日供应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

借贷记账法诞生后，会计制度的演进发展历程，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化历程。

十七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签发永久股份，单次航海冒险投资变成长期投资，会计结算方式随之改变，由完成一单航海贸易清算一次，变成年度会计分期核算，股份公司制出现。

工业革命后，固定资产折旧率概念诞生，会计制度的发展，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为可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数学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又使得管理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

而近代西方资本势力的兴落，背后也同样有着运用借贷记账法的因素。

美国历史学家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曾撰文对比十八世纪欧洲各国与美国对华贸易的帐薄：当时广州、澳门的美国商人一般都是只有一条小商船的船东，只有一本简单的航海日志兼做账本；欧洲各东印度公司都是账册凭证齐全，能准确地提供给母国总部作为决策参考；同时期活跃于珠江口的中国帆船（Junk），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簿记记录。

不过，到了十九世纪，比起根基更深厚的欧洲同行，美国以洛克菲勒、JP摩根、卡耐基、杜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商巨头，能更敏锐地运用了最新的会计技术管理他们的商业帝国。

在起家前，他们上夜校的内容似乎都是复式记账法。学徒工卡耐基每天12小时劳作后，要到数英里外的夜校学会计。而洛克菲勒最初的职业就是簿记员，他将自己的巨大财富和标准石油的成功，归功于他对复式记账法的大师级运用，尤其是成本会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到了1915年才正式采用借贷记账法。虽然今天不少中国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世界首富，而且还是近现代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但实际上这个神秘而封闭的家族当时就已落伍于经营管理更灵活的新兴资本势力了。

被美国人打开国门的日本，拥抱借贷记账法更为积极。此前日本使用的记账法叫“大福账”，有些招财猫的造型就是手拿一本大福账。

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向日本社会介绍先进的借贷记账法后，被日本的银行界普遍采用。而汉语借贷记账法的得名，正是由于福泽谕吉将Debit译为“借”，Credit译为“贷”。

第一个使用借贷记账法的企业，是后来成为日本第一大财团的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岩崎早年曾在日本著名维新志士坂本龙马的船运公司当过会计，这一经历使他能敏锐理解借贷记账法的巨大意义——一般日本商人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在欧洲列强的先进器物上。

被不断重新发明的车轮

不过，借贷记账法虽然成功地把鲁滨逊塑造成“地道的英国人”，但在接受借贷记账法观念的过程中，也有骄傲的英国人觉得使用意大利人发明的规则有伤自尊。

爱德华·托马斯·琼斯就是一个典型，为此他在1796年出版了一本书，他的复杂心情充分体现在此书冗长的书名上——《对任何微小数额的错误都不可能漏掉且计算非常有效率可以取代早已通行于工商界的邪恶方法的琼斯的英国的单式或复式记账系统》。

琼斯认为“意大利记账法”是邪恶的：“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那多麻烦啊！这样很多笔分录都要造假才能相等呢！简直就是专门为了造假而设计的记账方法。一定会有人修饰账本以达到欺骗雇主、生意伙伴而且还查不出来呢！”

这位爱国者到处推广他的英式记账法，甚至找到日后成为英国首相的国会议员罗伯特·比尔和英格兰银行行长作荐。琼斯的著作在英国十分畅销，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但琼斯记账法无法与意大利复式记账法竞争——前者多少可算拍脑瓜的产物，而后者是无数商人和学者共同努力的智慧结晶。20年后，琼斯不但抛弃了自己发明的英式记账法，还成为“邪恶的”借贷记账法的积极推销者。

曾广泛游历欧洲发达国家的列宁，与马克思一样极为重视欧洲会计技术的巨大价值和意义。他在论述粉碎旧国家机器后、新政权组织应如何建设时曾说：“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在列宁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中，会计的作用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重要，按列宁的话说就是：“任何一件制品，任何一块面包，都不能处于核算之外，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核算。”显然，将原本只需要最简单流水帐的零散生产，全部被纳入国家计划体制，就需要更多的专业会计。

然而，会计技术越是复杂，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就越高。需要更多的、且在一天之内就让普通市民可以胜任的会计，只能大幅简化会计技术，便于迅速掌握。

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建立新政权后，迅速取消了货币，试图发明一种不用货币，而用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以劳动为计量单位的会计体系（即采用劳动日或劳动小时作为计量单位），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尝试因为复杂得难以想象未能获得成功。

好在，苏联企业一方面是个封闭的小社会，另一方面它只是个单纯执行上级生产任务的车间。它甚至不用考虑生产成本，更不在意资本回报率。会计的任务，只是在计划、统计、财务三个环节，担负起将全社会的生产都纳入国家生产计划的统计记录工作。

到了斯大林时代，经日丹诺夫斯基、古拉甘等财会专家的努力（虽然他们后来都在苏联历史上消失了），与苏联成熟的计划经济相匹配的收付记账法被发明出来，它借用借贷记账法的复式记账规则做了大幅简化。为与借贷记账法划清界限，1940年代，苏联财会专家马卡洛夫提出“阶级会计论”，称借贷记账法是资产阶级使用的记账法。

苏联人的重新发明与借贷记账法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借贷记账法本质上体现的是企业家或资本的意志和灵魂，而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企业家，甚至排斥资本这个概念。在现代财会专家看来，以收付记账法为基础的苏式会计体系，本质上根本不是会计，只是一种记账和统计技术。

苏式计划经济体系和会计模式，因为价格和成本的扭曲，使得外界很难计算苏联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严重的是苏联官方公布的纸面统计数据与实际数据相差极大，粮、棉、油的实际交付入仓数只有官方按收割前估算统计数的六成，而工业实际生产数与公布数据之比甚至还要低于农业。

借贷记账法的“海关特区”

英国商船和军舰抵达中国沿海的时间，远早于美国佩里的黑船抵达日本。

借贷记账法进入中国也早于日本，但却是以特区的形式——1861年，28岁的英国人赫德掌管中国海关，他将现代海关组织与管理制度引入中国，组建了征税、船钞、教育、邮政部门，引入借贷记账法为基础的现代会计制度，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式清册，形成统计报表呈送总理衙门的制度。

赫德掌管的海关不但成为大清最重要的财源，而且是最清廉的政府机构。但借贷记账法并未由“海关特区”进入“中国内地”。

四十多年后的1907年，借贷记账法由谢霖和孟森两位留日学生从日本引进（蔡锡勇的《连环账谱》一书1905年出版，但湮没于历史），谢、孟引进借贷记账法时，将福泽谕吉对它的命名一并引入，不过，借、贷两字当时在中国是同一个意思，望文生义不易理解，它似乎为日后借贷记账法在中国的跌宕命运埋下了伏笔。

中国会计技术经两千余年发展，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官方会计核算中，出现了以“入”、“出”作为记账符号的簿记规范，其后随着商业发展，先后出现过“四柱式”、“三脚帐”、“四脚账”、“龙门账”等记账方式。

虽然有人认为民间的“龙门账”已有了原始复式记账法的意味，但龙门账只是把所有帐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别，从未曾演进出会计科目的概念。如果借贷记账法是发明了车轮，中国当时的记账法则相当于刚开始用滚动的圆木运载重物，比同时代的中东和印度也有一定差距。

中国商业会计技术落后于西方，而官厅的会计技术又落后于民间，在组织架构上更缺乏基本的监督制约意识——基层行政长官是有任期的县令，掌管会计出纳的师爷又由县令个人聘请——这种显而易见的制度漏洞从未得到改进，而腐败问题更多被归罪于个人品德。

会计观念和体系的极端落后，或许是中国持续两千余年重农抑商制度的结果。而孔子将“数”置于“六艺”之末，也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国最聪明的头脑从未用于理财管理上——孔子被委任为粮仓管理小吏时，感叹“会计，当而已矣”，大约是“会计”一词最早的记录。

中国的现代银行是与借贷记账法一同出现的，以1908年成立的大清银行为发端，此后东南沿海民间资本创建的新型银行都采用了借贷记账法。

但西式会计技术并未触动当时已开设全国分支机构的传统票号。即使在与现代银行竞争全面落败时，他们仍将其传统会计与理财技术看作独家商业机密。

虽然借贷记账法的优越性逐渐被承认，但中国会计学界依然有重新发明车轮的强烈冲动。民国著名会计学家徐永柞和梁润身分别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提出过中式的会计改良思想，1950年代初，章乃器也提出应该发展使用中国本土的会计原理。

中国特色的实践

1949年中共新政权建立，由于“一边倒”政策，中国的会计系统同样照搬苏联经验，这时候自然使用上了苏联人发明的收付记账法。苏联的财会专家在1949年末就随着第一批援华专家进入中国，由上至下推广苏联人的会计制度。

中国当时已有一批受过西方系统财会训练的专家，在接受苏联专家耳提面命时，也有人私下认为苏联传授的那套东西不是真正的会计，且在原理上可商榷之处颇多，不过形势比人强，他们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1958年中苏翻脸，中国由虚心接受指导一夜变为猛烈批判苏联经验。还未学到手的苏式会计体制，自然也在批判之列。

苏式收付记账法中的利润、成本、财产等观念遭到批判，会计专业的知识性在原本已极为粗放简陋的苏式记账法的基础上被进一步简化，于是有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记账法：增减记账法。它实际上使得只要识字、懂得简单加减乘除的人，都能成为合格的会计核算员。

1965年7月的《企业会计工作改革钢要（试行草案）》，正式颁布了“将科目分为资金占用与资金来源”两类，只设17个会计科目，采用“增减记账法”记账。

“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发明的增减记账法，是复式记账法出现后人类发明的最原始简单的记账法，它实现了列宁人人可为会计的愿望，更符合毛泽东人人可参与管理的理想。

至于借贷记账法，不但被彻底批判为资产记账法，更被指控为让干部群众都看不懂，此后一系列的文件和规章系统批判了资本主义会计理论，强调不同会计技术有其阶级性，而增减记账法才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会计专家葛家澍发表《必须为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提出借贷记账法不是资产阶级的记账法。

随后，国门打开，迫使中国在记账法上要符合国际准则，1980年，中国银行率先恢复使用了借贷记账法。1993年，中国人民在河里摸了四十多年石头，宣布上岸，恢复借贷记账法，与国际接轨。

然而，封闭多年的中国，要快速学习国际通行多年的会计制度，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在翻译国外会计书籍时，管理会计中的“边际”一词，中国无人可以理解。

虽然中国恢复借贷记账法已有二十个年头，但中国的会计学只在名目上完成了接轨，依然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记账学，是没有灵魂和精神的会计。会计制度无法凭空产生，它是与经济制度与法律体系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一个行业，会计甚至无法实现基本的要求，2001年4月16日，时任总理朱镕基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特意题词：不做假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