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的治疗费是9300元，伙食费是1050元。三个月一个疗程，具体治疗时间看情况。”

这是位于北京五环外的“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对“男孩角色错位治疗”的报价，跟我联系的客服表示，他们会用心理治疗、军训、拓展、健身游泳和外出参观等方式来矫正那些“有问题的男孩”。

事实上，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一样，本该是件“自己觉得好就是真的好”的事。而托去年12月22日央视新闻频道的报道之“福”，这种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伤害终于大白于天下。

据那条名为《拯救“男孩危机” 角色错位 他说：做女孩挺好 》的新闻，被送去基地治疗的男孩子年纪大概在12岁到20岁之间，理由千奇百怪，包括注重穿着、显得柔弱、笑不露齿、翘兰花指、说话声音小、喜欢留长发等等。其中有个基地学员的“罪名”居然是保养皮肤、轻声细语和摸母亲的头发——基地的“专家”表示， 15岁的男孩不该跟母亲有这种亲密行为，这说明他太过依恋母亲，没有形成自己独立人格，如果没有及时矫正，就会发展成性别角色认同完全错位。担任基地主任的陶然则说：男性女性化是因为超我、自我、本我没有做到应有的平衡。

因“女性化倾向”而被矫治的70多名倒霉男孩子里，不少人很可能完全正常。而真正需要治疗的，恰恰是亲手把他们送去“治疗”的家人、毫无常识又充满偏见的新闻编导，以及知识陈旧却敢于乱治的“专家”。

而新闻中所引述的“专家言论”，可以说没一句是靠谱的。

首先，喜欢穿女装的男孩未必是“性别错位”。 哪怕真的“性别错位”了，“错位”本身也不是心理疾病，倒是亲友与周遭对此的反对、歧视等消极反应会引发心理疾病。如果一个性别焦虑症患者去求医，他需要治疗的也不是“错位”，而是可能发生的焦虑、抑郁等。

用什么来定义一个人是男还是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用性染色体？试试归类XXY和XXYY。用性腺发育与生殖器官外形？可人群里本来就存在双性人。用激素水平？用大脑解剖学差异？虽有研究显示男女不同，但目前没一个科学家敢清楚划出确定男女的分界线。最终大家只好承认，最重要的标准，是我们感觉自己是男是女。

安能辨我是雄雌

中文里，“性别”这词的含义其实是模棱两可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混乱的讨论。在英文里，从染色体、性腺、生殖器官这些生物角度定义的生理性别，叫sex，双性人就是Intersex。自己认同的心理性别、以及周遭赋予的社会性别，则叫gender。

我们一出生，父母医生等人就替我们定下了性别，那个性别叫“出生性别（natal gender）”。虽然没得挑拣，但大部分人长大后都能接受自己的出生性别，叫做Cisgender，勉强可以翻译成“顺性别者”。不能接受出生性别的这群就叫“跨性别者（Transgender）”。

跨性别者心理上抗拒自己的出生性别，但未必做变性手术。如果做了变性手术，生理上直接变成另一个性别，就叫“变性者（transsexual）”。还有一群心理上没觉得自己生错性别，单纯只是觉得打扮成其他性别很开心的，叫“易装者（Transvestite）”。很多伪娘只是易装者而已。

很多人会搞混跨性别者和同性恋者，其实，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两回事。性别认同是“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性取向是“你对什么性别感性趣”。LGBT里，LGB是小众性取向，T是小众性别认同。一个人如果出生性别是男性，但选择成为女性，同时对男性感性趣，就是一名异性恋的跨性别者。

不管是跨性别者，还是变性者，或是易装者，只要“没人因此受到伤害，本人未曾罹患精神疾病”，那么哪怕“性别非主流（gender-atypical）”，也是完全正常的。

当然，这样的共识是近些年才形成的。

是“焦虑”，不是“障碍”

左撇子与同性恋都曾被认为是“毛病，得治”。跨性别也不例外。

1948年，美国有个“被困在男性身体里的女孩”，她的幸运之处在于，拥有一个希望帮助而非“矫正”自己孩子的母亲。正是这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找到了著名性学家金赛（Alfred Kinsey），也引发了研究界对跨性别者的兴趣。

1980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II）首次将“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正式列入疾病中，理由是虽有争议，但倘若不列入，跨性别者就难以获得与之相关的医疗保健服务。

2013年，这本汇集诸多研究成果的手册出到了第五版。在DSM-V里，当初的“性别认同障碍”早已变成了“性别焦虑症（gender dysphoria）”，诊断标准必须满足“在出生性别与自己感受/表达的性别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产生了临床上明显的烦恼，或明显削弱了在社交、学校、职业等其他重要方面的功能”。如果没有烦恼，没有功能削弱，就什么也不用治。

人是群体动物，不被群体接纳就会感到焦虑。相比一般人，跨性别者出心理问题的风险确实高得多，但这主要源于周遭环境太不友善。童年时难以交到“同一心理性别”的小伙伴，会导致孤立和压力。成年后，同样无处不在的压力也会增加失业风险和精神疾病风险。据统计，在LGBT里，T——也就是跨性别者——处境最为恶劣，遭遇的暴力和骚扰水平最高 ，导致他们的自杀风险是一般人群的25倍。

《拯救“男孩危机”》那条新闻里提到，一些学员情绪不够稳定。其实，任何一个身处充满敌意的环境、还被强制“性别矫治”的人情绪都很难稳定，包括那些专家在内。

跨性别：已知与未知

性别认同的形成非常复杂，绝非是“自己瞎想出来的”。早在1999年，荷兰研究者就发现变性者与非变性者的大脑有解剖学结构差异 。2011年，英国一个双生子研究发现 ，性取向的遗传度是25%，童年性别错位的遗传度是31%。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先天后天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但要问得更具体些，比如发育、内分泌、神经系统和爸爸去哪儿又分别有什么影响？抱歉，研究数据太少，难以得出结论。

DSM-V最后给性别焦虑症列出的可能风险因素少得可怜——环境？有长兄的男孩似乎更可能性别焦虑。遗传？只知道那些在46条正常染色体外多出一对XY染色体的Swyer 综合征患者，如果在胎儿阶段暴露于高雄激素环境里，出生后又被当成女性养育，那么性别焦虑的风险会上升。

由于2到4岁是性别认知形成的重要阶段，确实很多人猜想这段时间的家庭环境会改变未来的性别认知。2012年美国一个研究发现，儿童的性别错位（Gender Nonconformity）可能源于与父母关系疏远、遭受虐待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不过，研究者也指出，注意孩子的性别错位问题，是因为那是“孩子可能处在糟糕环境里”的指标，儿科医生和社会遇到时要注意这样的孩子是否正遭遇家人虐待，是否需要介入干预。研究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不受伤害，不是为了让孩子“从错变对”。

性别焦虑怎么办？

说了半天，如果小孩有性别焦虑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

如果注意观察的话，早在两岁时，部分小孩就会表现出性别焦虑症。如果强迫有性别焦虑症的小孩打扮成出生性别，他们可能会剧烈反抗，拒绝上学，也不跟小伙伴玩。到了青春期，第二性征开始发育时，有些孩子会希望把这些性征藏起来，有的男孩刮腿毛，有的女孩硬束胸。到了成年时，有些人甚至会厌恶自己的生殖器官，不愿被伴侣看到或碰触。

遗憾的是，目前对干预手段的研究结果不多，用APA的话说，“缺乏足够长时间的追踪研究”因此难以判断。而家长目前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先对小孩采取“观察式等待”。据统计，男孩小时候如有性别焦虑症，持续到成年的几率大概在2.2-30%。女孩小时候如有性别焦虑症，持续到成年的几率大概是12-50%。可见，大部分性别焦虑症其实会随着成长消失。只要倾听他们曾经遭遇的委屈和无措，为他们提供一个友善的环境。等成年之后，跨性别者通常能更好地让自己和外界和平共处，比如易装改名，结交同样心理性别的朋友，于是更少抑郁，也更少焦虑。

如果性别焦虑症一直难以缓解，可以先选择激素疗法，帮助抑制那些“不想要”的第二性征，加强一些“想要”的第二性征。据2011年美国在400个变性者身上的研究，那些接受激素疗法的变性者，抑郁、焦虑、压力都更少，生活质量则更高。

如果激素疗法还不足够，接受完整专业的身心评估后，评估结论是变性手术会改善心理健康情况，那么就应该鼓励性别焦虑者进行变性手术。当然，手术前必须先处理好其他可能存在的心理疾病，确保手术意愿真实可靠。再强调一次，“跨性别者”必须是清醒状态下不适应自己先天性别的人，受其他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影响而“相信自己是另一性别”的不算，还有人因为审美或者健康原因接受阉割，也并非真正的跨性别者。

以上，就是目前APA对性别焦虑症的治疗建议。

谁才需要治疗和拯救？

据统计，出生时是男孩子的，性别焦虑症患病率在万分之一左右。出生时是女孩子的，性别焦虑症患病率在五万分之一左右。并非每个患者都会求医，因此这个患病率肯定低于实际数目。风险乍看上去不高，但一乘上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就至少有上万个感觉自己“生错了身体”的人存在于我们四周。

而所有的治疗——行为疗法也好、谈话疗法也好、药物也好——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人的幸福水平，不是让人去符合一个“正常之模板”。那些致力于让别人痛苦地变“正常”的人，应该先治疗自己的狭隘与无知。

2013年12月24日，英国政府“赦免”了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的“罪”。图灵当年因同性恋倾向被强制化学阉割，职业生涯亦毁于一旦。如今回顾，大错特错的绝非图灵的性倾向。同性恋不是罪恶，真正犯罪的，是当年满是歧视与偏见的英国政府。

只要没有伤害到他人，小众的性取向就没什么不对，正如小众的性别认同也没什么不对。

DSM第四版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是行为偏离正常（例如，政治的、宗教的、或性的），还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不能称为精神障碍，除非这种偏离或冲突是个人功能不良的一种症状。”

自2008年起，APA的立场就是变性、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应不受歧视 。自2013年起，澳大利亚允许居民选择成为男女之外的“X性别”，而德国也允许双性新生儿的性别栏留空白。2014年，Facebook允许用户从56种性别里自由选择如何定义自我。如今，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一流大学提供的学生医疗保险里还涵盖了激素治疗和变性手术的选择 。其他人能做的，是帮助他们以他们本来的面目融入社会，帮助他们调节心理与压力引发的情绪反应。除此之外，他们很好，不需改变，更无需外力强行介入干涉。

不知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究竟如何衡量模糊的“超我、自我和本我”？用何量表？如果存在一个量表，请问那个量表的信度效度有何凭证？如果不存在一个量表，无法衡量的东西凭什么说失衡？又凭什么说那是男性女性化的原因？再请问，那一次三万的“疗程”有何科学依据？“治疗”前后你们的学员有哪些指标变化？凭什么说之前“不正常”，现在才“正常”？

2010年12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发表演说，原话如下：“作为有良知的男人和女人，我们在总体上反对歧视，特别是反对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当人们由于性取向而遭到袭击、虐待或囚禁，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而不是袖手旁观、保持沉默。在涉及到暴力的情况下，就更应当这样做。这些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攻击，而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攻击 ”。

你有权选择成为什么性别，有权选择爱上什么性别。你的选择或许是小众，但那不是犯错亦不是疾病。至于青少年发展基地所做的“矫治”，用物理学家泡利的话说，“不但不正确，甚至连错误都算不上”。爱迪生发现6000多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那是错误。而不顾如今心理学的进展，用早被抛弃的百年前的 “弗洛伊德哲学理论”来“治疗孩子”，那是非法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