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上映的《雪花秘扇》被不少观众认为“搞笑”、“看不懂”，这部刚上映就被遗忘的电影，据以改编的同名小说影响力就广泛得多，它曾在全球有100万册的发行量，书中反复出现的“女书”由此闻名于世。

【原始的拼音文字】

汉字是标记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这个说法严格说来并不准确。其实汉语还有两种拼音文字，一种是今天中亚东干人（即中国通称的回族）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文字，另一种是刚刚死亡不久的女书，它曾是湖南江永地区女性人群中流行的文字。

女书字形呈扁长的菱型，笔画多以撇捺为主，很像“多”字。研究者认为绝大部分女书符号是汉字楷书的变体。其书写顺序由上至下，从右至左，与汉字完全相同。

汉字文化圈的周边，东边的日本，北边的契丹，西边的党项、南边的越南、傈僳族等都有过汉字改造的历史。但女书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记音的，每个字对应一组同音、近音词，基本用字大约500个左右，没有系统的句读，但有辅助符号。

在世界文字的发展进化史上，从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再到记音文字是主流。汉字则是独特例外。秦统一六国文字，汉承之。许慎作《说文解字》，以字典的形式将汉字规范。汉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象意、形声、假借、转注。这套造字方法，在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和古亚述时的楔形文字中常见，属典型的古典文字。假借，如果发展到极致，意味着字符和音节挂钩，而非和字义挂钩。

据说甲骨文中的假借字甚多，已有记音的苗头，但阴差阳错，汉字走向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汉字的常用字有3000多个。江永当地的男人们如果学习书写表意，要把3000多个字都记下来。而女书能完整记录江永地区的城关土话，故女性至多只要掌握了五六百个记音的女书，就能给人写信。可惜这种土话既不属于湘方言，也不是西南官话，外地人很难听懂。这显然制约了女书的传播范围。

表音文字演进过程有个趋势，即尽量用最少且不容易混淆的符号记录最多的语音。拉丁字母差不多是记音文字中最发达的。以英语为例，只要26个字母即可记录一整套语言。按这个标准衡量，女书还处在记音文字的初级阶段，因为它并没有完全把同音词都归入同一字符。

如果拿女书和其他记音文字做横向比较，它算不得多大成就，甚至可能比有些已经灭亡的文字都不如。比如埃兰人的楔形文字，只用100多个字就够用。但在汉语世界，它无疑是一次对汉字的无意识反动。

人类能感知的最自然的语音单位，是音节。在文字进化过程中，可以看到字符与音节的对应关系越来越明显。在汉字的造字法中，则体现为假借。日语的假名系统，大体以音节记录，俗称50音。女书假以时日，某一天能走到这一步也说不定。

记音文字的一大进步，是将音节拆解成音素：辅音和元音。用文字学泰斗周有光的话说，拆解音节需要不同的思维模式。以日语为例，以K为辅音的5个假名字符，其实都可转写为标识辅音[k’] 的字符，再分别配上5个元音，这样5个假名只用一个标识即可。

韩语因为改造的晚，对语言有更深入的认识，所以能引用音素的手段，造出来的字符更为简化。不过，韩语字符在拼写结构上还是参考了中国方块字的架构办法，相当于将拼音字母按照汉字的结构写成方块，并不利于外界交流。

【女书怎么用？】

关于女书的确切文献记载很晚才出现，仅仅是1931年和济印刷公司刊印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花山条”一则，称在山上有纪念唐代谭姓姊妹的庙宇，每年5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

由于女书文字通常写在纸上，待女书的所有者死亡，有些会随之下葬，也有些就遗弃掉，当柴火烧掉。现存可以找到的最古老的本子，看纸张的成分，可能在明清之际。

女书并不用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比如记账、修书信或写地契，而是用来写诗作歌。而今留下的女书文献无一例外，都是律诗的形式，七言或五言，写在扇面上，或写在精致的书册中。

其内容大部分无关宏大叙事，偶有记录思想和历史的成分，总体上是村落女子交往谈及的话题，婚嫁、姊妹情、个体遭遇等等，言多以赞颂对方，自诉苦情为主。比如较早的一篇女书写道：“你亦出乡命中好父母双全哥一个 房中婶娘知情理 宽待你身本到头”。

此地民风比较独特的地方是，女性之间有较活跃的交往空间。一般女性要在本村或邻村结交干姊妹，称为老同。有的女性在幼年既以由父母操办结交了“老同”。老同间也共享部分资本，在姊妹困难时时以救助。平时大家一起学习女红，到姊妹婚嫁时，要聚在一起帮着缝绣嫁衣，唱歌。

姊妹结交的信函要专门以女书写，结婚的第三天，新娘的女性亲友姊妹要将写着女书诗歌的三朝书放入娘家礼盒专赠到新娘的婆家。它象征着新娘的教养。擅女书的女性被称为君子女。

女人使用女书的活跃期一般在婚前和晚年。结婚到儿女长大之前，女人无暇顾及自己的小世界。在传承上，女书多由隔代的长辈或姑嫂教给晚辈。母亲太忙，顾不过来。有时，家长也会花钱送女儿去跟老师去学女书。这大概是因为女书和女性的社交生活太紧密，不学会不好交朋友。

自宋以降至民国，中国的女在公共事务上并无发言权，更无法书写历史。然而却不妨碍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一些补偿性的活动空间。比如女性有自己的节日和集会。《镜花缘》的描写可见一斑。由于江永的女性有女书。当地女人通过女书进行同性间的往来，分享知识、记忆，建构自我。当地的女性甚至用女书以律诗的形式写自传。

女书的修长字形或许亦与日常使用方式有关。据说当地女人多在膝盖上用竹篾蘸墨或锅底炭黑书写。另外，女书的字形与刺绣图案风格接近，故它也常出现在纺织品上时，有较强装饰效果。

但是，为什么在江永这个地方会出现这种奇特的拼音文字，并且只在女性中流传？

【女书为什么得以流传？】

世界文字生长的历史中，文字演变发生于文明边缘，或两个文明交错地带的例子比比皆是，最经典的算腓尼基字母，将古埃及的圣书体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加以改进，形成一套新的书写体系。如果这是易于诞生新文字的环境特征，江永的地理位置，正好符合这一特点。

从地图上看，江永大体是湖南嵌入到广西的一块，从属于永州。县城周围被五块山岭包围，潇水从西北穿城后转向东北，最终汇入湘江。在古代这里是汉族势力的边缘，与瑶族势力范围相接。当地瑶族分平地瑶和过山瑶。这里是瑶汉生活习俗互相渗透影响的地区。从字形来看，女书与附近瑶族人的文字近似，应有其影响的因素。

就汉文化本身而言，永州向来是发配、戍边或被迫迁移之地。故当地的汉人外来移居者众，带来不同地方的习俗和方言。比如女书流行的区域内，汉族女子住的房子有天井，外面看构造上和徽州的房子很像，与当地瑶族民居迥然不同。

1990年代末，女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在当地做方言调查时曾统计，在城关半径10里的范围内，盆就有6种叫法。而潇水在当地也有几种叫法，分别是消江、淹水、永明河。

女书流行区就在这块特殊的文化交错融会之地。其中心并不在山岭包围中的县城，而是县城东北的上江墟镇周边潇水两岸的村落，周围辐射地段有数百里，但最活跃地段只有方圆几十里范围。大体上是当地小脚女性日常社交的尺度空间，简单地说，就是伙伴结婚能赶到现场去的社交地理空间。

在世界文字史上，以性别区分文字的案例并非只有女书一种。巧的是，已知的另外两个多少有些相似的案例，恰好都出现在汉字文化圈内。一个是日本，历史上汉文曾被称“男文字”，为男性专用，女性则用平假名系统的和文，《源氏物语》即用“女性文字”写就；另一个是韩国世宗大王创造的拼音字符，其最初的使用者也多为女性，当时韩国使用汉字的男性会觉得用拼音文字有失身份。

东亚汉字文化圈出现女性使用拼音文字的现象，或许源于汉字的掌握难度极大：字数极多且字形复杂，除非进入学堂经过较长时间学习，否则无法使用文字，而被剥夺进入学堂机会的女性，有些人有强烈的交流和表达需求，这时，易掌握学习的拼音文字就很容易出现。

而在使用拼音文字的社会，女性即便被剥夺了入学机会，但如果有使用文字的强烈愿望，她们很容易通过私下非正式的学习，掌握本民族使用的文字，完全没有必要另创或使用一种不够成熟的拼音文字。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女书使用者是中国偏远乡村盈实之家的女性，而日、韩的女性文字，则起源于上流社会，两者社会地位存在极大的落差。不过，或许两者在诞生女性文字的要件上有共性：日、韩的上流社会，其优越的生活环境，可滋养女性间的交际和表达需求；而江永女性独特的“老同”文化习俗，同样可滋养出迥异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女性的交际和表达需求。

应当说，女书的诞生，与江永女性社会独特的老同习俗密不可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女书既是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的考察对象。遗憾的是，自80年代兴起女书研究以来，还没有见到过符合时代要求的人类学解读。而使用女书的自然人均已去世，除印在纸上的符号和学者整理的口述录音。作为人类学现象的女书已经彻底灭亡。

不过，女书这些年开始“热”了起来。——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地方政府有将本地一切文化习俗转化为旅游资源的冲动，所以，现在有研究称，女书是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古文字，甚至是比甲骨文还古老的中国最早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