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次日，《环球时报》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宣称张家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经在网上检索，可确认这种说法是张家口市为了宣传当地文化而提出的口号。以2012年《燕赵都市报》对北京园博园张家口园的报道为例，张家口市有关部门认定张家口文化的特征之一是“两个走来”——“东方人类从200万年前的泥河湾走来”；“张家口（市）涿鹿（县）黄帝战蚩尤后统一了华夏民族，融合在一起，所以中华民族也是从这里走来的”。

然而遗憾的是，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现代人类学的主流观点。事实上，张家口既不是东方人类的起源地，也不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连“之一”都不能算。

泥河湾遗址群概况

让我们先来看泥河湾。泥河湾遗址群是分布在河北张家口段桑干河河谷盆地数千平方千米范围内的所有史前遗址的统称，以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村命名。

1924年，三名国外学者对张家口阳原县泥河湾村的地层进行了考察，发现这里的第四纪（在地学上指258万年前至今的地质时期）地层保存较为完整，于是将它命名为“泥河湾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泥河湾组地层的确比较典型，可以作为整个中国范围内的第四纪同时期地层的比较标准，因此中国地质学界用“泥河湾”命名了第四纪更新世（距今258–1.17万年前）的第一个期——泥河湾期，作为国内的名称规范。

由于泥河湾地层中的动物化石被怀疑有古人类加工的痕迹，长期以来，桑干河谷盆地就是古人类学家重点关注的地区。然而，直到1972年，考古学家才在泥河湾村附近的虎头梁村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定年为约1.4万前。1974年，在与张家口一沟之隔的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附近发现了著名的许家窑遗址，定年为约10–12万前；由于许家窑遗址出土了人类化石，在那个旧石器人类化石发掘不多的年代颇为珍贵，“许家窑人”一度成为中国史教科书上的常见名词。

1978年，在泥河湾东南方不远处发现了小长梁遗址，定年为约136万年前，轰动考古学界。从此，“泥河湾”在古人类学界的名声便越来越响。2001年，在泥河湾北面的马圈沟又发现了更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最早的文化层定年为177万年前。目前，在泥河湾一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已经有20多处，可谓规模宏大；然而，至今尚未在这些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人类化石。

亚洲“猿人”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诚然，泥河湾遗址群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但它只能证明在100多万年前曾经有原始人在这里生活过，并不能证明这些原始人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在古人类学上曾经有个很有影响力的学说叫“多地起源说”，认为现代人分别由当地的几十万至上百万年前人的原始人演化而来。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G. Andersson）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北京人化石之后，长期研究这些化石的德国学者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就力主此说，认为以北京人为代表的东亚原始人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这个学说不失为一种较有解释力的理论，又能与中国的爱国主义相契合，因此在中国古人类学界长期被作为一种不必怀疑的定论。

然而，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这个理论遭到了否定。人体内的DNA分子中含有没有明确功能的片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以一定的速度发生突变。因此，利用这些“化石”DNA可以算出两个人之间的遗传差距，算出他们最晚的共同父系或母系祖先生活的年代，进一步又可以推测现代人的迁徙路线。研究表明，所有现代男性的父系最近共同祖先（即所谓“Y染色体亚当”）仅生活在20–34万年前，而所有现代人的母系最近共同祖先（即所谓“线粒体夏娃”）只生活在16–20万年前。不仅如此，非洲以外的所有现代人的最近共同祖先的生活年代更是不早于5–7万年前！

基于分子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的综合研究，现在人类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在历史上曾经三次走出非洲。第一次是约180万年前直立人走出非洲，他们在几万年的时间里“很快”到达东亚等地。第二次是约60万年前海德堡人（非洲直立人的后裔）走出非洲，并在欧洲演化为尼安德特人、在东部亚洲演化为丹尼索瓦人；与此同时，直立人则逐渐灭绝。第三次则是现代人（非洲海德堡人的后裔）在5–7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世界各地，而海德堡人的后裔也逐渐灭绝；只有很少数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通过与现代人交配，才让他们的个别基因留存至今。

因此，泥河湾遗址群号称涵盖了中国古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时间上没有断裂”，实际上却分属于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类遗迹：以上面提到的4个主要遗址来说，马圈沟、小长梁遗址属于直立人遗迹，许家窑遗址属于丹尼索瓦人遗迹，只有虎头梁遗址属于现代人遗迹。因此，我们充其量只能说虎头梁人可能是某些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更早的马圈沟人、小长梁人、许家窑人早已灭绝，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既然如此，说“东方人类从200万年前的泥河湾走来”，也就没有根据了。

当中华文明起源时，张家口属于偏远的文明边缘

走出非洲到达东亚的现代人，在大约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很快又进入农业时代。尽管在泥河湾遗址群中也存在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虎头梁遗址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于家沟遗址的序列，表明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张家口地区是一个重要的人类栖息地，但是当中国其他地区在约8000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发展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农业文化时，张家口地区却变得黯然失色了。

具体来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有大地沟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等，长江流域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跨湖桥文化等，华南有顶蛳山文化等；但在黄河流域以北，目前只发现了兴隆洼文化，主要分布在滦河至辽河流域，最西只到北京平谷。这一时期，张家口地区的考古遗址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缺失。

直到约5000年前，东亚普遍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期，张家口地区才重新出现了人类遗址。然而，这时候中国其他地区的农业文化已经高度发达，就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的那样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局面。在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北辛－大汶口文化以及较晚的龙山文化熠熠生辉；在长江流域，大溪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河姆渡－良渚文化璀璨生光；在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和女神雕像震惊国人。相比之下，张家口地区的三关、姜家梁、贾家营等遗址虽然也被划入到一个独立的“雪山文化”的范畴之内，却几乎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深受周边的红山文化等强势文化影响。一言以蔽之，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张家口地区不过是偏远落后的文明边缘。

大约4000年前，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中国南北几乎同时发生了文明大衰败，南方的良渚文化、北方的陶寺文化等先后毁灭。与此同时，张家口地区也进入到最后的夏家店文化阶段，因为这一带的居民不时相互战争，他们已经疏于务农，而以狩猎、采集、畜牧为主业。当中原重新出现强大的二里头文化——也就是最早的华夏文明时，张家口地区的人群却逐渐转变为游牧的戎狄、东胡人，最终被排除在务农的华夏之外。直到战国时代，燕国驱逐东胡置上谷郡，张家口地区才真正纳入到华夏文明中来。

炎黄和蚩尤只是古史传说人物

既然从8000年前开始，张家口地区就不再是东亚的古人类文化重心，后来更一度连初步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也丢失殆尽，那么所谓“炎帝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又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些都是传说，是极度扭曲变形、已经无法识别真相的“史影”，所以根本不能当成信史对待。事实上，自从考古学在中国兴起之后，只有商代以后的古史才能算作信史；商以前的古史不仅没有根据，在现代人类学已经基本重建了东亚古史的今天甚至应该完全逐出严肃史学领域。

人类学家已经指出，黄河流域的华夏族群在4000年前初步形成之后，就不断向周边扩充领地，把大大小小被征服的族群纳入其中，“华夏边缘”也就不断向四周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让华夏内部的各人群彼此认同，华夏的谱系也就不断被重新构建、向前延伸，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人群都拥有共同祖先，彼此都成为兄弟姐妹关系。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伯奔吴”的传说。分子人类学已经证实，中原的华夏族群的Y染色体以O3为主，而江南地区古越族群的Y染色体以O1为主，二者的分化在2万年以上；两个族群的语言也不同，华夏族群使用原始汉语，古越族群使用的却是接近今壮语、泰语的古越语。然而，当古越人建立的吴国在春秋时代与以周人为主的华夏族群逐渐走近之后，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周人的“太伯奔夨”（夨国本是渭河流域的一个姜姓小国，夨的发音与吴接近）传说，把吴国君主的世系向前推进，与姬周的世系对接，从而创造了周、吴本一家的集体记忆。

同样，无论黄帝还是炎帝，都是在华夏族群扩张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祖先，目的就是为了把所有人都纳入到同一个族谱之下；而处在华夏边缘之外的苗族等少数民族，为了表明自己的非华夏性，也积极地把蚩尤认作自己的祖先。既然这些古部落领袖很大程度上都属虚构人物，“涿鹿阪泉之战”也就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考证它发生在黄河领域，还是处在偏远的文明边缘的张家口地区，都是无谓的工作；说“中华民族从张家口走来”，也便只是小说家言。

诚然，接受现代人类学重建的东亚古史，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抛弃三皇五帝这一套传统的集体记忆（事实上也不可能）；但是，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他应该能分别传统集体记忆和现代化的集体记忆各自的适用场合，在理应严肃对待历史的时候使用新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执意固守陈旧的文化体系。

地方的文化宣传应该现代化

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与北京联合申奥成功之前，张家口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地区，经济落后，文化也浮躁。文化浮躁的一大体现，就是官方在进行文化宣传时，极力吹嘘本地文化，甚至不惜使用大量不实之词，一边蒙蔽不具备相关知识的人，一边却令懂行的人哭笑不得。

就以“两个走来”为例，如果说“中华民族从这里走来”的宣传利用的是中国人的传统集体记忆，多少情有可原的话，“东方人类从泥河湾走来”的宣传却不乏没有根基的荒谬，可谓越吹越猛、越吹越玄。

张家口市一直声称“泥河湾层”在1948年被国际上确认为全球第四纪的两处“标准地层”之一。事实是当年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有个分组讨论了第三纪、第四纪地层的分界问题，与会学者大多来自欧洲和美国，倾向于用欧洲的两套地层（海相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组和陆地河湖相的维拉弗朗Villafranchian组）作为代表，中国的参会学者杨钟健则在提交的论文中介绍了中国的泥河湾组，认为它可以和维拉弗朗组相互对照，仅此而已。然而，所谓“代表”只是一种非正式的建议，并不是学界真正认定的标准。直到1977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和国际地层委员会才开始建立全球界线层型剖面标准（俗称“金钉子”），并在1984年确定意大利南部的弗里卡（Vrica）剖面（其中包含卡拉布里亚组地层）是第三纪、第四纪分界的“金钉子”——也就是说，泥河湾地层剖面已经彻底失去了作为国际标准的可能！

同样，泥河湾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虽然已经定年到177万年前，但我们可以预计，再发现远远早于180万年前的文化层的可能性很少，因为这是国际基本确定的直立人走出非洲的时间。然而，张家口市在宣传这些遗址时，故意四舍五入，把177万年约简为“200万年”，而且动不动就声称泥河湾对非洲东部著名的古人类遗址群所在地奥杜维峡谷“构成了挑战”，企图给人营造全世界人类都起源于张家口的错觉。

更有甚者，河北方面为了争夺山西许家窑遗址（现已改名“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竟然置国家对该遗址由山西、河北两地共同保护的安排不顾，不与山西方面协商，就私自安排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几乎引发两省村民之间的械斗。对于山西方面树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则几次推倒、损毁。在当地甚至还出现了流言，说“当初组织发掘的考古学家是山西人，住在河北侯家窑村时嫌村子穷、吃得不好，搬到山西许家窑村之后就故意把遗址命名为‘许家窑遗址’”，着实令人无语。

如今，张家口因为中国申办冬奥会成功，站到了国际的聚光灯下。张家口的文化宣传，也必然要接受国内、国际的检验。作为愿意看到张家口借助这次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人士，我衷心希望“两个走来”的吹嘘在今后能够被更现代化、更有时代精神的宣传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