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列宁被囚禁的时代,正是沙皇俄国对待政治犯最为宽松的时期。作家索尔仁尼琴曾将俄国的监狱制度比喻成维护政权的牛角,它的尖端,也即它最锋利,最残酷的时代,是19世纪70和80年代。而越向后,监狱管理越宽松,囚犯待遇越好。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只牛角“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也就是说,相比于它最残酷的时期,此时的监狱几乎成为一种摆设。
列宁狱中生活
1895年12月8日,列宁因“煽动”工人罢工被沙皇警察逮捕入狱,由此开始了14个月的监狱生活。
根据高尔基所写的《回忆录》,列宁住的牢房是一个单间,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小草房,房间中只有三样东西:铁床、桌子和方凳。尽管屋内陈设非常简陋,但对于一个致力于推翻政府的犯人来说,获得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
据俄国监狱管理总局统计,1900年前后,俄国共有监狱892个,监狱超员现象十分严重,单人囚房仅占7.2%-7.5%,在监狱房间如此拥挤的状况下,大约只有政治犯和特殊重要人物才有资格获得单间。在监狱严重超员,拥挤不堪的情况下,管理宽松的单间监狱成为一种难得的待遇。
实际上,在沙俄时代末期,政治犯的地位一直较其他犯人高。索尔仁尼琴曾提到,不少政治犯在被审讯时受到相当的尊重,如果被审讯人认为所提的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
在审讯时,宪兵们尊称对方为“您”。曾在沙皇时期进过牢狱的老政治犯泽林斯基回忆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
列宁在狱中的伙食也不错,有面包还有肉,他还可以按自己口味付钱去购买午饭,有牛奶和矿泉水,家里还可以每周送三次菜。列宁出狱后,克鲁普斯卡娅已经被捕入狱,但她的母亲见到了刚出狱的列宁,“他在监狱里竟发胖了,而且还非常愉快”。
据索尔仁尼琴记载,在沙皇末期,即使是条件最为艰苦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犯人们在不劳动的日子,也能发给1公斤面包和130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1.2公斤面包和200克肉类。不少囚犯居然将成桶吃不完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
沙皇时期的政治犯B·费格涅尔被关押在施吕瑟尔堡监狱,在她的回忆录中,她记得刚进监狱的前几年,待遇并不好,牢房昏暗,每天只通风40分钟,也不让借阅学术书籍,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而到了后来,白面包有了,每天还将糖茶水送到手上,有钱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再禁止。凭借书证可以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在狱中,她们向看守要了不少土地,种植的花卉和蔬菜有450个品种。
1902年,狱吏拒绝为费格涅尔送申诉书,她为此撕下了狱吏的肩章!而赶来的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把监牢变成“学校”
事实上,监禁制度在俄国的历史并不悠久,16世纪才开始出现最初的监狱,其职能不过是临时拘禁案件调查中的犯人。直到1649年才将监禁作为40种犯罪的补充刑罚。
一开始,政府并不关心监禁制度的发展,没有专门的监狱,经常由寺院、国家机关和一些小型建筑的地下室来充当。政府不负担监狱的费用,囚犯的生活完全依赖父母、主人或原告的供养。
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企图建立正常的监禁制度。从1785年起,国家开始系统地从国家预算中拨出专款供养囚犯。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叶卡捷琳娜二世规定的国家拨款远远不能满足供养犯人的需要。每个犯人一天4戈比的伙食费根本吃不饱。
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中期之前都没有太多改善。1849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投入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他通过《死屋手记》详细描绘了这里的情况:
院内有两排长长的破旧不堪的木屋,关押着250个犯人。每间牢房里挤着30来个犯人,一律睡只有枕头的光板统铺,犯人盖的是自己穿的短皮袄,双脚露在外面,冻得发抖;冬天房间四面透风,仅有几块木柴生一只炉子,根本没有热气,可呛人的煤烟却让人受不了;傍晚放工后,喧哗声、镣铐声和各种污言秽语响成一片,让人不得安静;晚上牢房的门上锁,过道上的公用马桶散发出阵阵恶臭,令人窒息;到处是跳蚤、臭虫和蟑螂,地板脏得蒙上了厚厚一层污泥,黏黏呼呼的……
而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由于社会舆论和自由主义媒体的猛烈抨击,监狱制度开始有所改善。1879年,俄国成立监狱管理总局,监狱管理逐渐走上规范化的轨道。此后,犯人的饮食、卫生、文化和医疗服务都在不断完善。
据俄国监狱管理总局的统计,1900-1910年,67%的监狱有自己的医院,其他监狱与自由居民共用医院;犯人的死亡率从1881-1885年的40‰-42‰降为1901-1906年的18‰-19‰;最显著的进步是犯人参加劳动(此时的劳动与过去的苦役不同,不是强制劳动,犯人劳动报酬的31%归自己所有)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犯人的劳动率在1879-1913年提高了一倍;20世纪初,14%的监狱有学校,39%的监狱有图书馆,28%的监狱举行报告会和座谈会。而实行公共监禁的监狱,监督制度并不严厉,每年有1500-2500名犯人逃跑,只有一半被抓获。
列宁入狱后,也没有被狱警驱赶着从事强制劳动。他可以整天读书,也可以写“公开的信”。在监狱中,读书是被允许的,条件稍好的监狱设有图书馆。除了图书馆的藏书,犯人们还可以接受亲友们送来的图书,克鲁普斯卡娅便以列宁“未婚妻”的名义,给他输送写作急需的参考书。她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可以给拘留所的犯人尽量送书籍,那里对书的检查是相当马虎的。”监狱的宽松环境,给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
在14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列宁做好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工作。从监狱里出来后,列宁不无遗憾地开玩笑说:“可惜从监狱里出来得早了点,能再住一些日子把书写完就好了,在西伯利亚是不容易得到参考书的。”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1897年2月,列宁结束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他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3年。当最终被安置在舒申斯克村时,列宁写信告诉母亲“这个村子不坏”。
列宁在一家农民的小木房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在这里,他的生活惬意而自由:可以到离舒申斯克很远的地方去打猎,到叶尼塞河里游泳。他还同其他被流放的革命者互相通信,互相拜访。在流放中,列宁可常常收到大量的邮件和国内外定期出版的书刊。总之,除了不能离开这块广袤的流放地,列宁的生活是非常自由的。
1898年,克鲁普斯卡娅被沙皇政权判处流放到乌法3年。她说自己是列宁的“未婚妻”,要求到列宁流放所在地——米努辛斯克县舒申斯克村去,这一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
1898年5月,克鲁普斯卡娅带着自己的母亲来到列宁居住的舒申斯克村。到达时天已黄昏,列宁打猎去了,母女俩被带到了列宁住的屋子里。克鲁普斯卡娅目睹了列宁的小屋:“地板上铺着花花绿绿的自制的毛毯,墙壁粉刷得干干净净,并且还点缀着银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住的房间虽然不大,但也非常干净。”
克鲁普斯卡娅发现舒申斯克村的东西贱得惊人。列宁用他的“薪水”——政府发给流放犯的8卢布的津贴,就可以租到一间干净的屋子,有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这还认为花钱多了呢”。
不仅如此,房东齐良诺夫还“一星期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原名)杀一只羊,天天给他吃,直到吃完为止;羊肉吃完之后,就买牛肉,女佣人在院子里的给牲口拌草料的木槽里切了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肉饼,牛肉也要吃一个星期。牛奶和奶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狗都可以尽量吃”。
这样廉价的生活居然被列宁一家视作是奢侈的。没过多久,列宁一家就用4个卢布租了半幢带菜园的房子。在新居里,他们建起了俄罗斯式的炉子。菜园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黄瓜、胡萝卜、甜菜、南瓜……,还把院子改成了一个小花园。几个月后,来了一个13岁的女助手——巴莎,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保姆。
列宁在流放地时,每到星期日就去给群众做法律顾问。克鲁普斯卡娅写道:“老实说,作为一个流放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没有权利从事律师事务的,但是当时是米努辛斯克县的自由时期。实际上,任何监视也没有。”
克鲁普斯卡娅在书中这样评价当年的流放生活:“总之,流放时期还过得不坏。这是一个严肃的学习时期。”
1900年2月,列宁流放期满后就回到了俄国(欧洲部分)。
谈到为什么在沙皇统治的后期,监狱制度会出现如此宽松的情况。费格涅尔在回忆录里认为,这与个别监狱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还有的是因为犯人们与宪兵和看管者混熟了。此外,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索尔仁尼琴则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的空气”, “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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