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某卫视推出了一档节目，让受访者戴着测谎器回答主持人的各种尖锐问题，一度曾引发了许多争议。那么，测谎器到底能不能鉴别出谎话来呢？
做贼心虚？
这首先要从测谎器的历史说起。
说谎，是人类的种族天赋之一，无需系统教育即可学会，恐怕也是人类最常用的技能之一：几乎不经大脑思考，假话就能够脱口而出。而那些长期习惯于说谎的人，表现就更加自然，完全可以做到脸不红心不跳的地步。
因此，想要判断一个人是否说了假话，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约翰.奥古斯都.拉森(John Augustus Larson)，生于1892年，他先是获得了指纹鉴别专业的硕士学位，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生理学博士学位，然后在伯克利警局做了一名警察。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实际工作的经验，让他致力于解决“如何识别谎言”的难题。1921年，当他发明了测谎器时，整个美国都为之轰动。
而这项发明的原理，就是最古老的“做贼心虚”理论。也就是说，拉森认为，当一个人在说谎时，心理上的紧张感、焦虑感或负疚感，就会导致一系列微小的生理变化；只要测量到了这种变化，即可认定此人正在说谎。
而这些生理变化会产生多种表现，如皮肤导电率上升（因为流汗增加）、血压升高、脉搏加快、呼吸不匀等等；能检测到的异常表现越多，则结果越可信。因此，他将自己的发明命名为“多参数记录仪”(Polygraph)，只不过后来都习惯将其称为“测谎器”了。
如何操作？
既然是检测“异常”的表现，当然就得先知道什么是“正常”的表现。因此，测谎器的使用流程通常是这样的：
首先，测试的主持人会详细的给被测试者介绍测谎器的原理，当然，语气都是相当笃定的，让被测试者对于测谎器有一种隐约的敬畏感。
为了让这种介绍更加可信，主持人还会让被测试者试着撒一个无害的小谎，比如说让其在4张扑克牌中默默选定一张，然后主持人将4张牌一一展示，并问“是这张吗？”被测试者都回答“不是”。主持人看看仪器，随口就能说出被测试者选定的是那一张。
然后，测试正式开始。主持人会先问一些无关紧要、肯定能获得真实答案的问题作为铺垫，记录下被测试者此刻各项生理指标，作为“正常”表现的参考数值。这类问题被称为“对照组问题”(CQ)，诸如“你叫做XXX吗？”“你出生在某地吗？”“你登上过珠峰吗？”等等。
有时候，CQ问题也会故意问一些普通人都可能撒谎的尴尬问题，如“你从来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吗？”“你曾经看过色情视频吗？”，以此来确定CQ值的准确范围。
接着，就是测试的关键部分了。主持人会问一些与案情相关、非作案人不知道的敏感问题(RQ)，但不一定是需要用“是”、“不是”来回答的，比如“你有对着受害人开枪吗？”“受害人是被勒死的吗？”、“你知道那个黑色的包扔到哪里去了吗？”、“作案的是两个人吗？”、“当时财务室里的灯是开着的吗？”等等。
如果被测试人在回答RQ时撒了谎，按照拉森的理论，测得的各项生理指标就会与回答CQ时有明显的差异。差距越大，则说明被测试者越可能是在说谎。
真的有效？
那么，测谎器，或者说拉森的理论，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答案是：很难说。
首先，因为说谎是个非常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牵扯到人类的思维、语言、行为等诸多方面，而又是发生在转瞬之间，所以现代医学的主流观点并未承认拉森的理论，也并无有力、可信的实验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实际上，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在200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认为，测谎器是“不可信、不科学、充满偏见的”。
其次，在说谎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有人敏感、慌张、胆小怯懦，有人麻木、冷静、胆大妄为；对曾经做过的事情，有人会心怀歉疚，而有人则毫无愧意。很显然，对这两类人而言，其说谎时各个生理指标的变化量是不同的：胆小者汗流浃背，胆大者神情自若。那么，究竟变化量多大才算是“异常”呢？标准设定太低，会有很多无辜者躺枪（误真为假）；标准设定得太高，则会放跑一些老练的说谎者（以假乱真）。因此，这个标准只能是建立在大量实验获得的数据上，取一个中间值，这就意味着，必定会有少数的被测试者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当然，医学检验上的判定标准也往往是中间值，但人类心理上的差异，往往比生理差异更大，所以出入也就更大。
况且，这种实验不太可能是针对真正的嫌疑人来大规模的搜集数据，还要考虑到参试者的个人隐私保护，往往就只能找一些志愿者，问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进行测试，其压力、紧张感自然不能与生死攸关的罪案侦查相比，其可信程度恐怕就难以保证了。
此外，测试主持人的专业素养也至关重要，问题的设计、说话的语气、语速都可能影响到被测试者的情绪，倘若有预设立场，则得到的结论就更可能是错的。
如何蒙它？
那么，既然测谎器的效果因人而异，是不是有办法蒙骗得了它呢？
一些冷战期间的谍报人员的经验，或许可以供我们参考。
一种方法，是扰乱回答CQ时的测量，即在被问到“肯定是真话”的问题时也让自己有些心慌、激动，测出来的各项生理数值就会偏高；等到在RQ问题时撒谎，差距也就显得不那么大了。具体做法有两类，一种是身体上搞个小花招，比如鞋子里有颗尖锐的小石子，回答问题时用脚趾去踩一下，怕疼就自然会产生略微的紧张感；另一种是故意去回忆某件尴尬或兴奋的事情——比如表白被拒、抄作业被老师抓住、第一次约会之夜等等，也会出现和撒谎类似的效果。
另一种方法，是控制回答RQ时的变化，即努力在说谎时表现得自然一些。当然，这需要专门的训练。首先，破除对测谎器的迷信，保持高度的自信与平静；然后，预先编好一套谎话，对其中的每个细节都背得滚瓜烂熟，让自己都对谎话深信不疑，就可以微笑着对主持人点点头，开始蒙骗测谎器了。
算证据吗？
电视节目上，测谎器如果出错，也就是让观众一笑了之；但如果是在法庭上，判决直接影响到某个人的名誉、财产、自由甚至生命，测谎结论的效力问题就很重要了。
目前，我国法律并不认可测谎器的结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也就是说，测谎器得出的结果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但可以作为侦查阶段中排除某人嫌疑的辅助证据。
在美国的情况稍稍复杂，有19个州是接受测谎器的结论的，一些州则依据美最高法院的判例（即《多伯特》规则），由法官自行决定是否可以将测谎结论视为证据，另一些州则干脆拒绝承认其有效性。同时，依照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证明自己有罪”），美国各州都禁止强制被告人接受测谎试验。
实际上，测谎器在美国更多的是用于对内部员工的“忠诚测试”，即定期对敏感、机密岗位的雇员进行测谎试验，以排查出其中的泄密者。著名的“李文和案”，就是从一次测谎试验开始的。
结语
总之，目前的多参数测谎器，是建立在一套并不完善的理论基础之上，其效果与测试主持人的水平、被测试者的心理素质与性格特点都有关系，经过针对训练的人有可能蒙混过关，无辜但胆小、激动的人也可能蒙受冤枉。因此，目前还不能将其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