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都城的选址更多的是考虑到对国内的政治辐射力和对外的防御功能。凡强盛的王朝，一般多建都于北方，遂成就了西安、洛阳和北京的盛世辉煌。地处江南的南京则是一个例外，其钟灵毓秀的自然形胜，古时就被称为“储王气，藏英灵”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在中国著名古都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定都之争

孙中山和蒋介石选择南京作为建都地，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辛亥革命以后，确定新的政治中心成为革命党人之首要，一时就有武昌与上海之争。武昌是首义之地，鄂军都督府于1921年11月7日就建立新政府问题通电各地，请各省派代表至武昌组织临时政府。而江浙方面则主张将新的政治中心定在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出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随着南京的光复，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设在何处，在革命党人内部达成初步共识。1911年12月12日，各省代表由武汉、上海齐聚南京， 29日召开代表会议，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派经过短暂的争执，达成一致，南京成为临时政治中心。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中心：清王朝身处北京，革命党人立于南京。孙中山曾允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促使末代皇帝逊位，自己愿让出总统一职。至于都城，他认为南京和北京都可以，但更倾向于南京。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孙中山在提出辞职的同时约法三章，其中有两条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孙中山就想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监控之下。此外，当时日本方面对孙中山的影响不容回避。日本朝野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置于南京，其出发点是否暗藏玄机，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对北方鞭长莫及，以利日本谋划扩张则不得而知了。

但在参议院有关定都的表决中，竟有20票投给了北京，南京只获得区区5票，还有2票为武昌，1票为天津。这样的结果令人意想不到，革命阵营内发出不谐之音，章太炎发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公开提出建都北京的主张；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亦通过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通电全国，反对定都南京；安徽都督、顺直咨议局等省和机构则表示响应。关键时刻，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一再坚持，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复议时才最终确定南京为首都。

袁世凯是从北方起家，一旦离开经营多年的老巢落户南方，犹如虎落平阳。至于北方的军人集团，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他们不仅在生理上，更有一种心理上的水土不服。随着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形势急转直下，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遭到严峻挑战。袁世凯及北洋势力雄厚，革命党人力所不及，参议院只能屈从强权，于4月2日开会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一时夭折。

袁世凯力主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其思谋，但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尚不足以“改弦更张”。选择北京，代表了当时地方的意愿：一则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继续以此为政治中心，当有承继之意；二则南京历史上都为短命王朝，从政治风水的角度而观也不适宜；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图谋东北的危局下，维持北京的地位，对制约日本、抑制复辟势力有着一定的作用。

重启选址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持续到1927年时已是朽木难支，大厦将倾，国民党人强势出击，于是年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方政权的北伐。未雨绸缪，确立新的政治中心便被再次提到日程上来。

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最初也赞成将首都设在武汉，随后便一改初衷，原因有二：一是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基本控制了两湖地区，在他的地盘上，显然影响到蒋氏个人权威的发挥；二是北伐前，广州地区严重“赤化”，两湖地区民众运动基础较弱，迁都武汉，可以限制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然而事事难料，计划不如变化，当北伐打到武汉后，那里的“赤化”程度暴涨，已失去作为政治中心的氛围。蒋介石决定“另起炉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这既实现了孙中山的夙愿，亦表明自己的“正统”，有一种明确的承继关系；同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地域观念，国民党人多江浙人士，对于这块土地，他们最为熟悉也最易掌控。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当日，即发表国民党中央建都南京的宣言：“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于4月18日在南京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越益重大。”

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了政治中心，但当时还有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的一个国民党中央，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安国军政府尚存，呈现出一个多头政治中心的局面。不过，这种情势未能维持多久，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了宁、汉、沪3个中央对峙的局面。同年6月，蒋介石二次北伐，直捣北京。接着，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全国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

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非但没有认真考虑过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往北京，相反，为了淡化北京的传统政治中心概念，国民政府将北京改称北平。从此，中国只有一个地方被冠以具有特殊意味的“京”字称谓，这就是六朝古都南京。

《首都计划》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城市发展规划便提到日程上来，1928年2月1日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负责拟订首都建设计划。

《首都计划》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主持，另一位美国工程师古力治和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共同参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29年12月完成，它是近代南京历史上第一个城市规划文件。《首都计划》将南京的城市建设纳入规划之中，其布局以新街口环形交通广场为市区中心，以中山大道为城市的中轴线。中山大道又名迎榇大道，它是专为迎接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中山陵而建，包括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三段，北起下关，东出中山门与陵园大道衔接，全长12001.94米。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其治丧活动一结束，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即筹备安葬事宜，随后便付诸实施包括中山陵设计方案、迎榇及安葬等一系列大事。作为永久性的纪念，迎榇大道及配套工程均以“中山”冠名，它是民国时期首都道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1928年8月12日，中山大道破土动工，整个道路建设赶在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前初步完工。这之后，国民政府对中山大道又进行了多次改造修建，一条路宽40米的大道最终成型。

如今，80多年过去，这条大道仍是南京市内交通的主动脉，发挥着积极和有效的作用。由快慢车道、游憩岛（又称安全岛、分隔带、绿岛）和人行道构成的主要干道贯穿南京，沿途的行道树法国梧桐亭亭如盖，夹道成荫，成为一道迷人和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城市实践

初识南京，从中山大道开始；“走进”南京，则由民国《首都计划》步步深入。

《首都计划》的设计思想以“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规划者对现行欧美模式予以分别对待：第一，经过实践检验、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直接运用；第二，不符中国国情、不能直接用于南京的，调整后再用；第三，实践后出现问题的弃之，代之以新的规划观念和模式。

《首都计划》的内容甚广，共编制有南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都市界线、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建筑形式的选择、道路系统规划、路面、市郊公路计划、水道的改良、公园及林荫道、交通的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站的位置、自来水计划、电力厂的地址、渠道计划、市内交通的设备、电线及路灯规划、公营住宅的研究、学校规划、工业、浦口计划、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分区条例草案、实施之程序、款项的筹集等28项规划内容。

《首都计划》按照现代都市的标准，采取了不同功能的划区，分别为：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傅厚岗一带为市级行政区；长江两岸及下关港口为工业区；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新街口一带为商业区；鼓楼、五台山一带为文教区；山西路一带为新住宅区。随后，大规模的首都建设就此展开，南京现代都市的风貌一举奠定。今日南京旧城的总体格局，乃当时旧影。

精彩画卷

南京大量的民国建筑是《首都计划》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近代建筑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等级高，除国民政府的“五院八部”之外，中央研究院、中央体育场、中央医院、中央博物院的等级和规模均属当时全国乃至东亚之最；二是类型全，举凡行政、纪念、文教科研、宗教、使馆、公共、官邸、工业、交通、民居等各式建筑应有尽有，行人在不经意中就与它不期而遇；三是历史及艺术价值高，20世纪20、30年代的南京汇聚了吕彦直、杨廷宝、赵深、范文照、卢树森等众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建筑师，他们运用现代建筑技术，建造的一批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以及对新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许多建筑现已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名录中；四是内涵丰富，每栋民国优秀建筑都与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文化内涵非常丰厚。一幢幢建筑就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仿佛是一组历史画卷，俳佯其间，令人流连，恨不能读懂看遍。

由于《首都计划》在注重城市的现代性、强调新型的发展理念和规划布局方面实为详尽，它的前瞻性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和展示，这使南京在其后几十年的发展中没有落伍，为世人称道。1927～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黄金时段”，它把城市发展的辉煌留给了古都南京，使它再次拥有一分荣耀！

（作者：韩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