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迷信？不少人第一反应肯定是香港。只要看过香港电影，对庙街的算命先生、手执罗盘的风水师和画符捉鬼的僵尸道长——这些港片中频繁出现的经典形象你一定不会陌生。

香港的算命先生和风水师无处不在，从电台电视台到报纸杂志，“神机测字”、“易经占卜”之类的专栏都是雷打不动的黄金板块，顶级算命先生的命理预测年年都是畅销书。他们的身份形象也足以让大陆同行嫉妒——名头一般不会是可疑的“大师”、“神仙”，而是“堪舆学家”、“命理顾问”，穿着打扮也不像大陆“高人”一样刻意返古，而是清一色的名牌西装——看上去都是投行精英。

算命先生的精英化，背后是香港各行各业普遍的求神问卜——商铺中贴灵符、请财神，警察、黑社会同拜关公，连企业办公室的物品摆放都要讲究风水。迷信之盛，甚至可以成为向全民发放的福利——与大陆每逢学雷锋纪念日组织免费理发、看病不同，香港公共团体往往会在节假日选择为市民义务算命。

更直观的是建筑。高楼林立的中环其实也是高人斗法的战场。以最显眼的汇丰、中银和长江大厦为例，占据“龙脉”入海口的汇丰大厦原本号称“风水第一”，但旁边新建的中银大厦外形犹如三棱尖刀，反射的阳光斩断了它的“运势”，为抵御“煞气”，汇丰只好在楼顶安装了两座像加农炮一样的外墙维护吊机。

李嘉诚的长江大厦不幸位于二者之间，为躲开尖刀大炮的两面夹击，它的四面设计成了盾牌的形状，高度定为283米，正好避过中银和汇丰最高点的联线。为保万无一失，李嘉诚还把长江大厦的玻璃墙全换成了防弹玻璃。

为财运不惜工本的并不只是商厦，浅水湾依山面海而建的公寓楼，中间会刻意掏空一部分，按风水师的说法，这里是山上的龙去海里喝水的必经之地，必须留出洞来给龙让道。

商人迷信或许还能理解，但在香港，连最不可能迷信的人也抵御不了诱惑。2007年4月，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院长杨日昌被迫辞职，主要原因就是在研究院迁址时用公款看了风水。

香港人为什么这么迷信？

通常说来，迷信指的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盲从和崇拜，相信其能左右人的命运。这似乎在暗示，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必然越不相信超自然力量，也就越不容易迷信。但以文明程度论，香港不可能成为迷信之都——英国Pearson集团2014年公布的教育系统排名中，香港名列全球第4，不但远超中国大陆，甚至比一向以教育水平著称的芬兰还要高。

是什么让香港人如此迷信？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迷信

哪些人更容易迷信？

最突出的应该是运动员，各类运动的顶尖明星几乎都有自己的怪癖——乔丹每次比赛都要在球裤里套一件北卡罗莱纳队的短裤，虽然这件裤子比球裤要长；C罗比赛前总会先穿右脚的袜子，并坚持用右脚先迈入球场；费德勒在重大比赛中必须穿红T恤、戴黑头箍，坚信这样能带来好运；甚至围棋这样的纯脑力竞技也不能免俗，马晓春遇到宿敌李昌镐一定要喝人参鸡汤，因为“参鸡”与“胜机”谐音。

除了五花八门的禁忌，神明崇拜在运动员中也很普遍，最典型的是羽毛球名将林丹，雅典奥运会开战前，他曾在毛泽东铜像前开了句“主席热不热啊”的玩笑，不巧当年第一轮即被淘汰，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他在国家队集体赴韶山拜祭毛泽东时第一个跑上山顶，并在赛场上佩戴毛主席像章，结果顺利获得冠军。

娱乐圈更是迷信的重灾区，类似明星养小鬼、找大师的八卦很多都街知巷闻。不过，体育娱乐明星还是无法与飞行员、海员相比，后者的迷信常常会造成尴尬，例如俄罗斯飞行员登机前有在机轮边上撒尿的习惯，即便众目睽睽也照尿不误；台湾海军官兵一般吃不到整条的鱼，因为吃鱼时把鱼翻过来就意味着翻船。

总结以上各类人的共同点，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职业都具有高度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体育届、娱乐圈往往赢家通吃，从业者除了自身实力外，能否成功常常靠的是运气，尤其是娱乐圈，一个明星红和不红有时很难找到合理解释；而飞行员、海员常常面临生死考验，技术再好，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平安归来。

与之相比，风险低、稳定程度高的职业就不会出现普遍的迷信现象，律师不会在出庭前去庙里求签，医生虽然喜欢在办公室挂几面“华佗再世”的锦旗，却不会供奉华佗、扁鹊的神像。

迷信程度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生活时做过专门研究。他在《西太平洋上的领航者》一书中写到，当在礁湖区相对平静的海面作业时，岛民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鱼技巧，只有进入更危险的外海时，他们才会使用复杂的巫术和迷信仪式。

对比不同类型民族，我们也会发现，自然环境凶险复杂的海洋民族、游牧民族远比农耕民族要迷信得多。例如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日常生活中就处处都是禁忌——在京族渔家做客，不能说饭烧焦了，因为“焦”与“礁”同音，暗示触礁；移动器物时要拿起来，不可拖着移动，否则会有“搁浅”之嫌；在船上把油叫做“滑水”，因为“油”与“游”谐音，只有船翻了才需要游泳。

农业社会的迷信程度同样与风险大小正相关。农民祈求风调雨顺，因此司雨的龙王一度是中国各地普遍的崇拜对象，但德国学者博安德查阅地方志发现，各地对龙王的热情明显有别。更喜欢龙王的多是水源基本靠降雨、雨量不充沛、不稳定的地区，例如在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曾建过龙王庙，而在水源充足的江南地区，龙王庙的数量就要少得多。

谁是迷信的敌人

迷信的敌人是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科学。的确，传统社会的迷信主要集中于生产、生育和健康领域，随着科技进步，未知或不可控因素被大幅降低——有了天气预报和人工降雨，求雨成为历史；不孕不育医院断了送子观音的香火；寓意人丁兴旺的各类千奇百怪的闹洞房，现在已成为千夫所指的陋俗……

唯一幸运的可能是中医，现代医学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其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虽然原有的巫术成分已基本退化，但“阴阳调和”、“以形补形”等教条仍然有很大市场。

科学似乎是迷信唯一的敌人。但科技进步有时也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飞机的发明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成果，而飞行员恰恰是最迷信的人群之一。

宗教也是迷信的敌人，有时它甚至是比科学更厉害。尤其是严格的一神教，它强调对唯一神的绝对信仰和服从，对教徒的生活作息、言行举止有着极为详细的规训，扼杀了迷信滋生的土壤。例如中国农村的基督教徒因为要遵守“不敬天、不上坟、不跪死者”的训诫，在重大节日和丧葬仪式时就显得格格不入。

更典型的是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它在诞生之初就迅速把阿拉伯半岛上的各种多神教扫除殆尽。在中国，穆斯林可能是最不迷信的人群，他们对求签问卜、看风水以及佩戴护身符都绝对拒斥，各类伊斯兰教网站上，经常会出现“反对迷信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之类的口号。

一神教之所以杀伤力更强，正是因为教徒面临的所有不确定因素都可以用唯一神的意志来解释，这是科学家们永远无法做到的。

组织制度创新对破除迷信也有很有用。以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邦为例，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城邦主要依靠远洋贸易，从风险程度看，它们完全应该发展成最迷信的国度。但早在12世纪，比萨海商法中就已出现航行过程中货物损失由船主、货主一起承担的“共同海损”观念，14世纪这些地区又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海上保险，商人不用担忧货船失事后血本无归。

现代商业对破除迷信的贡献不止于此。回顾西方企业制度发展史，从手工场、作坊到公司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股份制和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每个人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小，欧美商人很少迷信。相反，权力高度集中——风险也更集中的企业往往迷信之风盛行——定时出现在中国各大寺院拜佛求签的商人，大多都是统领家族企业的土财主。

保险和法律只是表面，意大利城邦商人能安心做生意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力量对海上贸易的主导和掌控，有国家托底，任何失败都可以重头再来。这也是现在的西北欧国家相对不太迷信的原因——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大大抑制了个人暴富和赤贫的可能，降低了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国家，不但迷信失去市场，甚至连根基深厚的宗教信仰都在逐渐淡化。根据盖洛普公司2007-2008年的民意调查，西北欧国家的宗教信仰淡漠度在欧洲全部名列前茅。

在消灭迷信上，有一种国家力量比福利制度更有效率，那就是列宁主义。这方面最自豪的应该是中国人，早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出现了砸菩萨、夺庙产的反迷信活动，到了中央苏区，发展为“勒令和尚、道士、尼姑以及看相算命等人改换职业”，之后经过延安改造“二流子”运动（主要对象就是巫婆、神汉）和文革中彻底的破“四旧”，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不迷信的人群。

列宁主义之所以比福利国家更有效率，原因其实很简单，福利国家通过为个人风险买单使国民对迷信失去兴趣，而列宁主义则从根本上消灭了迷信需求——在全民被纳入计划体制的社会，个人命运完全系于单位领导之手，不确定性几乎被降低为零。

不过，这种非正常状态一旦松动，迷信就会立即抬头。1990年代初中国掀起全民“气功热”，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北京大学还开办了官方认证的风水班，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商人，就连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学者也转而为迷信背书——大跃进中论证亩产万斤科学性的钱学森，当时又成了狂热的特异功能爱好者。

必然是迷信之都

香港几乎是世界上最适合迷信滋长的城市。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影响。香港前身是广东沿海的渔村，原住民均以捕鱼为生，恰恰是传统社会中风险最高的职业。1841年被英国接管之后，它凭借便利的地理位置发展为转口贸易航运中心，商人又成为社会主要阶层，渔业、商业本身的职业特色为迷信培植了深厚土壤。

20世纪下半叶，香港逐渐演变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成为世界第11大贸易实体和第15大银行中心。但它的经济结构主体始终是金融服务业，缺少足够的实体经济支撑，经济极不稳定。近半个世纪来，香港的GDP一直在大幅波动，一旦世界范围内发生经济动荡，更显得异常脆弱。

与脆弱的经济结构对应的，是高度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把香港视为自由经济的典范，《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香港已连续20年排名全球第一。而经济越自由就越适合创业，据瑞士银行的报告，2014年香港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净资产的共有3335人，相比它的城市规模，这个数字足够惊人。

但自由放任同时也意味着个人财富的高度不确定性，联合国人居署发表的《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状况》中，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城市，基尼系数高达0.53，超过了以贫富差距闻名的拉丁美洲。

除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政治上始终缺乏安全感，也导致香港人的神经更加脆弱。

1949年后，香港成为两岸角力的前沿，往往引发社会震荡。1956年10月，市政卫生局职员撕去青天白日旗时与居民发生冲突，继而引发骚乱，至少造成60人死亡，300人受伤。而在10年后的“六七暴动”中，香港左派在多处策动暴乱，导致包括802人受伤，51人死亡。暴力阴影之下，香港人大量移民，直到文革结束才渐渐平息。

此后，香港人对政治风向的变化极为敏感，尤其回归前夕，出现了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从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到1997年成立特别行政区，香港移民人数达数十万人，人才资金大量外流。

暴富神话和破产悲剧不断上演的同时，香港自身的前途也始终未知，无论是李嘉诚这样的商界巨贾还是升斗小民，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掌控，迷信自然会盛行。

独特的行业构成也为迷信提供了土壤——没有第二个城市像香港一样聚集了如此多的高风险行业。除了金融，它还有高度发达的博彩业，7百万人口的城市，热衷赌马的人数竟超过百万。此外，作为华人世界明星密度最高的城市，娱乐圈的迷信氛围也会对大众产生深刻影响。

如果你热爱八卦，对香港明星养小鬼、下降头的种种传闻肯定不会陌生，这种恐怖阴暗的古老迷信只有娱乐圈才会出现——赢家通吃的生态导致明星们不会满足于祈求神明佑护，诅咒竞争对手才能真正感到安全，所以泰国是他们最爱去的国家。

不过，近几年北京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新宠，和降头、小鬼比起来，朝阳区群众显然要好用得多。

（作者：陶岗仁）